符码化是传播文本表意的前提

符码是控制文本的规则，也是受众解释文本的意义依据。事实上，任何的传播文本如果表意，都要首先对文本进行符码化处理，也即如何组织文本的结构方式。通俗来理解，就是如何安排文本的意义结构。例如，在摄影时，我们想要表达拍摄对象的高大形象，此时就需要在技术手法上做文章，采取仰拍的方式；要想表达特定的情感，就要采取特写的方式。只有首先对文本进行符码化处理，符号文本才能携带发送者的意图意义，这时的符号文本就具有了意义，而符号文本的意义要想在传播对象面前展示出来，依靠的是“媒介再现”。

“媒介再现”指的是媒介对表达对象的编码，以语言、文字、图像等形式在媒介上的“再次呈现”。媒介再现具有两种功能：观念传达与形象塑造。媒介再现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忠实记录，而是通过媒介修辞，根据媒介生产者的意图对传播文本进行加工，加工的手段包括报道角度的选择、画面的拼接、语言的组合、镜头或色彩的运用等手段，将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，表达某种特定的观念。

比如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，使用音乐符号、文字符号、图像符号、色彩符号等进行编码，由这些符号组合成长短镜头来连接各个符号之间的关系。克里斯蒂安·麦茨把电影的符码分为两类：技术性符码和社会性符码。但是在艾柯看来，电影中所有类型的符码都是文化符码，植根于社会的文化规约是符号表意的前提。

“技术性符码”指电影的色彩、声音、镜头等，影片中这些技术性运用会产生特定的编码，如镜头拍摄角度所产生的意义，仰拍代表着高大威严，俯拍代表着弱小微茫。有些影片多用音乐符码，比如《入殓师》中，久石让为影片谱写了以大提琴为主要乐器的背景音乐，大提琴特有的低沉表现了影片敬畏生命的主题。有些影片多用色彩符码，如陆川的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影片采用极具张力的黑白叙事色调，表达了某种绝望和压抑的内涵。

“社会性符码”指的是电影通过人物语言、人物形象等来表达与社会文化有关的内涵。例如，《阿甘正传》通过对阿甘“智力障碍者”形象的塑造表明人生的意义虽然充满各种偶然性和戏剧性，但人性中的光辉诸如坚持、执着、宽容以及对爱的信仰是永不磨灭的。媒介再现的另外一种功能是形象塑造，作为文本生产者的一种话语实践，通过媒介再现，文本生产者根据社会文化元语言对文本进行编码，此时文本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。

媒介内容不是像镜子一样直接反射现实的世界，它是经过很多选择和排除之后，并经过特定的编码，在其中要遵循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规则，媒介内容隐含了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。媒介再现的形象塑造功能在现实中往往形成“刻板印象”。形成对于不同性别、职业、地域、种族、民族等社会群体的认知。例如，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，来自中东、南欧、美洲地区的移民常常被描述为具有暴力倾向的个体，成为美国社会犯罪的主要群体。美国社会内部，黑人群体也常常遭受种族歧视，他们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常常成为暴力和社会冲突的主角。